中国酒文化的哲学鼻祖：酒和庄子

中国酒文化的哲学解读

亳州很了不起，出了中国历史上两个重量级的伟人，一个是老子，一个是曹操。老子是文化伟人，大哲学家，道家哲学的创立者。关于老子的故里在什么地方，是有争议的，我采用的是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简编》中的说法。

中国酒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。一个是物质层面，就是制酒的工艺、器具等。按照传说，酒是夏朝第六代君王杜康发明的，那么，物质层面酒文化的鼻祖可以说是杜康。另一个是精神层面，就是与酒相关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。这个精神层面的鼻祖是谁呢？我认为是庄子。在中国，精神层面酒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学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，而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哲学。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都嗜酒，也都喜欢庄子，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老子是道家哲学的创立者，酒文化的鼻祖为什么不是老子呢？我的看法是，同为道家哲学，老子和庄子很不一样。老子的思想玄奥，文字简约，庄子的思想浪漫，文字绚丽，因此庄子更能够感动后世文学家的心灵。

庄子的哲学，主要提倡两个境界。第一个境界是真性情，他称之为性命之情，指一个人的真实的自我，纯朴的本性，一定要保护好，不让它们被物质和世俗败坏。他说：“丧己于物、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”意思是：把自我丧失在物质上面，把本性丧失在世俗上面，这样的人是颠倒的人。这个境界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破除假我，回归真我，超脱功利。

第二个境界是逍遥游，《庄子》内篇第一篇的题目就是《逍遥游》，实际上全书许多地方都讲了这个境界。简要地说，逍遥游是与道合一、与宇宙本体合一的境界，《庄子》中对这个境界的典型描述是 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、“与造物者游”、“游无穷”。由逍遥游而达成齐物论，即“万物为一”，“万物与我为一”，因此可以“入于不死不生”了。这个境界用一句话概括，就是超越小我，融入大我，解脱生死。

在《庄子》中，直接谈酒的地方不多，我只查到两处。一处讲酒的好处，大意是：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摔下来，一般不会受大的伤，他的身体构造和别人相同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在“神全”，就是他的精神是浑然一体的，他不知道自己乘车，也不知道自己摔了下来，“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”。另一处讲应该如何饮酒，大意是：真人不拘于俗，饮酒以快乐为主，不挑酒具，不讲礼仪。

这两处都讲得很好，但不重要。庄子自己是否饮酒，不见于记载，但也不重要。对于中国酒文化来说，重要的是庄子提倡的两个境界，中国文人饮酒要追求的就是这两个境界。在庄子看来，人生有两大悲哀，一是受功利的支配，活得不单纯，二是受生死的支配，活得不长久。他提倡两个境界，就是要解决这两大悲哀。人生在世，一要超脱外在的功利，享受生命单纯的快乐，二要超越身体的小我，享受精神辽阔的自由。这样的人生观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。

中国文人是有双重人格的，所谓儒道互补，儒和道各有其用。儒用来励志，鞭策人们追求功名利禄；道用来超脱，鼓励人们追求生命情趣和精神自由。这后一个方面来自庄子，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，中国文人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，而不甘心成为俗物的，不知会怎样苦闷。

古人很早就饮酒，但是，文人雅聚，饮酒吟诗，以酒入诗，这个风气是曹操开创的，我在第二部分再讲。从曹操开始，中国文学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如果没有酒，中国文学会苍白许多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诗酒结缘有两个高潮，一是魏晋，二是唐代，下面我分别来讲。

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杂文，题为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讲到了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。魏晋文人里，在曹操之后，最卓越的是竹林七贤和陶渊明。

竹林七贤，因为七个文人经常在竹林里聚饮而得名。他们生活在魏的末年，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，魏即将被晋取而代之。在这个时期，政治斗争残酷，从政是高风险行当，因此，竹林七贤都有意识地远离政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超脱功利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不需要费力气来追求这个境界。他们沉溺于酒，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逃避做官，躲避灾难。另一方面，逍遥游的境界不容易达到，饮酒就成了逍遥游的一个替代品。

竹林七贤中，最有才华的是阮籍。他精通老庄哲学，写有专著。他名气很大，魏政权多次聘他当大官，他都推辞了，可是，听说一个兵站的厨师善于酿酒，存了许多好酒，他就主动要求去兵站当了一个小官，天天纵酒昏睡，不问世事。他向往“与造物同体、天地并生”的逍遥游境界，但不可得，就只好沉湎在酒里了。他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，里面浸透了生命无常、人生短促的悲伤，例如：“人生若朝露，天道竟悠悠”；“丘墓蔽山冈，万代同一时，千秋万岁后，荣名安所之”。他好像没有直接歌颂酒的文字，但他的诗说明，他之所以沉湎于酒，是为了借酒浇愁，浇人生之大愁。

竹林七贤中，最出格的是刘伶。他光着身子饮酒，别人嘲笑他，他回答说：天地是我的衣服，你们自己进到我的裤子里来了。老婆劝他戒酒，他让老婆拿酒来，对鬼神宣誓说：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斗，五斗解酲，妇人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言毕痛饮大醉。《晋书》说他经常乘鹿车，携一壶酒，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他，吩咐说：我喝酒喝死了，就随地把我埋掉。他写了一篇《酒德颂》，赞颂醉酒的好处是：“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睹泰山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。”总之，醉眼看世界，一切皆虚幻，酒可以让人摆脱身外这个现象世界的困扰。

竹林七贤的共同特点，一是爱酒，二是爱文学，三是爱自然山水，四是爱音乐。阮籍和嵇康的音乐成就尤其大，阮籍有音乐专著《乐论》和琴曲《酒狂》传世，嵇康写有音乐专著《声无哀乐论》，他得罪司马昭，被杀头，临刑前弹奏自己创作的琴曲《广陵散》，叹一口气说：“《广陵散》从此绝矣。”在酒、山水、音乐、诗之中生活，这样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，给后世真性情的文人树立了榜样。

陶渊明是晋代大诗人。他是官二代、官n代，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元勋，祖父和父亲都是太守，他自己几次任小官，最后一次是当彭泽县令，当了八十余天就辞职了，摔下一句名言“岂能为五斗米折腰”，从此归田隐居。

按照《五柳先生传》的自述，他很穷，屋子破得挡不住风雨和太阳，衣服打了许多补丁，经常揭不开锅，但安之若素。他天性爱酒（“性嗜酒”），亲朋好友知道他穷，就备酒请他喝，而他去了一定把酒喝完，一定要喝醉（“造饮必尽，期在必醉”）。

陶渊明天性就是一个散淡之人，用不着靠酒来超脱功利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多么平常，又多么美好。这个名句出自他的组诗《饮酒》第五首，在这首诗里，他说他之所以能够 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在人世间活得这么安静，原因是“心远地自偏”，他的心很安静，离功利世界很远很远。他是完完全全为田园而生的人，功名利禄丝毫不能进入他的心中。他是真散淡，真超脱，借用席勒的概念，他是一个彻底的素朴诗人，和他相比，别的中国文人都成了感伤诗人。

然而，要解脱生死，就不能没有酒了。以《饮酒》为题的诗有二十首，在另外那些诗里，包括别的题目的诗里，他也常常表达靠酒忘却生死苦恼的动机。例如：“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……得欢当作乐，斗酒聚比邻”；“从古皆有没，念之中心焦，何以称我情，浊酒且自陶，千载非所知，聊以永今朝”。事实上，人不分古今，生死都是人生之大忧，不是那么容易解脱的。不过，陶渊明终归是豁达之人，能够用自然的眼光看待生死，下了这样一个结论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死只是回到自然中去罢了。

诗酒的结缘，在唐代又掀起了一个高潮。唐代的大诗人，也是没有一个是不爱酒的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杜甫、韩愈都是很严肃的人，可是，杜甫的诗这样说自己：“我生性放诞，嗜酒爱风竹。”他在诗里经常写到，因为穷向人借酒，或者借钱买酒，或者在酒店里赊酒，总之再穷也要喝酒。韩愈的诗说自己“遇酒必酩酊”，还说“断送一生惟有酒”，意思是这一辈子要过得下去，就只有靠酒了。李白更是以酒仙著称，杜甫对他的描写家喻户晓：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李白也夸张地说自己：“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须倾三百杯。”元稹说自己：“我本癫狂耽酒人”。白居易说自己：“一生耽酒客”。总之，都爱酒，并且引以自豪。

唐代诗人饮酒，要追求的也是庄子的二境界。不过，第一个境界，超脱功利，对于唐代文人来说是一个难题。唐朝历史很长，中央政权和官僚体制比较稳固，文人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唯一的途径是做官，因此普遍看重功名。不像在魏晋乱世，文人宁愿远离政治，逃避灾祸。可是，越是有才华的文人，往往越是不得志，于是就要用酒来消解仕途坎坷的烦恼了。在唐诗里，充满了爱酒不爱功名的表白，而这恰恰表明，心里对功名是非常在乎、非常纠结的。你看陶渊明，从来不这样表白，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功名这个东西。

这种情况在李白身上格外突出。李白是一个功名心特别强的人，又特别不得志。他一生只有一次近乎做官的经历，所谓待诏翰林，在唐玄宗身边等待任命，但不到一年就被辞退了。对这一段经历，他一辈子念念不忘。他经常喝着酒发表藐视功名的豪言壮语，例如：“饮酒眼前乐，虚名何处有，常时饮酒逐风景，壮心遂与功名疏”；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”；“君爱身后名，我爱眼前酒”，等等。这些话其实都是在劝慰他自己。他说的身后名，指的也是功名，在封建时代，功和名是分不开的，你做了大官，你的名字才会被后人供奉，代代相传。在当时的人包括文人自己眼里，文学只是雕虫小技，李白哪里想到，正是文学使他得到了“身后千载名”。

相比之下，白居易要超脱得多，我上面引了他的诗句“一生耽酒客”，那是前半句，后半句是“五度弃官人”，他说的是事实。他做过杭州和苏州的市长，最后做到司法部常务副部长，辞掉了。他的诗还说：“忧喜皆心火，荣枯是眼尘，除非一杯酒，何物更关身。”官场的腐败和复杂让他心烦，一杯酒下肚，看穿了仕途的荣枯只是过眼云烟。

庄子提倡的第二个境界，通过逍遥游解脱生死，从来就不容易达到，唐代诗人同样如此，就只好一醉方休了。这样的诗就很多了，最著名的是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全诗概括为一句话，就是岁月飞快流逝，人生易老，那就喝酒吧，“与尔同消万古愁”。白居易的诗句说得很直白：“把酒仰问天，古今谁不死，所贵未死间，少忧多欢喜。”李贺的诗句说得很沉痛：“劝君终日酩酊醉，酒不到刘伶坟上土。”总之，死这件事是无可奈何的，只能靠喝酒来忘记它。

饮酒对于超脱功利和解脱生死的作用虽然有限，但是，饮酒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。唐代诗人饮酒很讲究格调。第一必须有自然美景，往往是在花间月下，林中池上。第二必须有音乐，一边弹琴一边饮酒。第三当然还必须写诗。在唐诗中，酒与景、酒与琴、酒与诗往往紧密相伴。酒与景，比如李白的诗句：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酒与琴，比如李白的诗句：“琴鸣酒乐两相得”；白居易的诗句：“竹间琴一张，池上酒一壶”；“只将琴作伴，唯以酒为家。”酒与诗，比如杜甫的诗句：“宽心应是酒，遣兴莫过诗”；白居易的诗句：“各以诗成癖，俱因酒得仙。”韩愈嘲笑京城里的富二代，说他们“不解文字饮”，不懂得饮酒要有诗的境界。欧阳修说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我们还可以加上：在乎诗和音乐也，在乎文学和艺术也。总之，饮酒不能只是一种生理的行为，它更应该是一种精神的享受，必须有审美的意境。